据《卫报》报道，7月25日，惠特尼美术馆副董事Warren Kanders宣布辞职。就在7月21日，7位艺术家从2019年惠特尼双年展商撤回了他们的作品，为抗议惠特尼美术馆对艺术家要求Warren Kanders辞职的呼吁充耳不闻。
Warren Kanders被视为当代艺术的重要收藏家，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在董事会里工作了13年，现因“极度悲伤”而辞职。因为他也是Safariland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而Safariland公司生产军用装备，包括枪套、防弹背心和催泪瓦斯。许多艺术家认为，该公司的生产的产品“与暴力有所共谋”。他们认为，这些催泪瓦斯，被执法人员用来驱散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和在埃及和波多黎各的抗议者。
这是继上个月艺术家抗议石油公司赞助以来，英美艺术界对来自右翼的资金进行“大清洗”的最新动作。西方的左右撕裂和斗争已经蔓延至艺术界，许多左翼政治团体和艺术家开始对资助艺术机构背后的“金主”及其产业的政治立场进行重新“审查”。他们不愿意这些“肮脏的金钱”玷污了艺术。他们所反对的“金主”包括石油公司等环保团体所抗议的对象，现在还包括与军工产品相关的公司。而军工产业、化石能源产业，其恰恰是为以环保、和平等主流左翼价值观所不容的。
左边艺术家抗议接受石油公司赞助，右边“黄背心”运动风起云涌，在民粹之下，该如何进行能源转型？
去年是法国“黄背心”运动风起云涌的一年，其起因就在于法国政府想加快能源转型、减少碳排放。于是，法国政府想征收燃油税，这触发了延续至今的“黄背心”运动。
这场运动具有民粹的特质。其反建制、非理性和自发性，体现出法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分裂。就如张锐、寇静娜在《“黄背心”政治与欧洲能源转型》所认为的那样，这本是一场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走向绿色环保的能源转型，因其在于起步阶段，使得公众用能成本大幅上涨，加上能源部门决策时本身的集权，还有法国阶层固化、城乡差距固化等社会问题，这些都形成了“黄背心”运动背后的原因。
而这些能源民粹主义广泛存在于欧洲各国，一般来说，他们都较少反对欧洲能源转型的整体目标或总趋势；但是，他们会针对某一项具体的政策或项目，呈现出应激性、非理性的反应。在后真相时代，经过互联网的回音壁效应，他们的行为愈加极端暴力，也容易被许多更加极端的思潮所侵蚀。

法国“黄背心”运动
当然，这背后是民众对合理诉求的关切，也指向能源转型的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能源转型的困难，恰好与社会结构固化等其他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也为能源转型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而在艺术界，许多艺术家则对资助他们的化石能源公司进行了声讨。6月21日，英国演员马克·里朗斯宣布退出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以抗议英国石油公司对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捐助。他的抗议活动，得到各路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和演员的支持。
其中，名为“Culture Unstained”的政治组织是发起反对大型石油公司运动的发起者。他们曾成功抗议英国国家肖像馆接受英国石油公司的赞助。这场抗议活动蔓延到科学界，伦敦科学博物馆也因科学家的抗议，终止了接受英国石油公司的赞助。
据《卫报》报道，7月23日，大英博物馆的受托人Ahdaf Soueif于上周辞职，而大英博物馆对此举表示了理解。她批评大英博物馆接受英国石油公司的赞助，而且，她还认为，大英博物馆还要解决殖民时期掠夺文物的争论。她说，“大英博物馆的存在本身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只有它对世界的影响是正面的，它才是好的。“此外，英国石油公司对艺术机构的赞助，已经引发了多位人士高调辞职和抗议。

Ahdaf Soueif，图片来自《卫报》
抗议人士相信，这是他们抵制化石能源公司的一种办法，这有利于推进欧洲的能源转型。不过，在政府削减艺术机构的资助的当下，艺术机构寻找资金来源越来越困难，而且，艺术作品的好坏本身，会受其接受石油公司的赞助而受影响吗？这也让人深思，这种反对石油公司的姿态的表演性质会不会超过了它的实际意义？
“黄背心”的非理性，或许是出于自身狭隘短视的利益诉求，在固化的社会结构中，由能源转型问题为导火索进行发难，而站得高看得远的艺术家们会不会为了更宏大激进的能源转型的理想，而忽略了艺术机构眼前的生存和利益？
不管如何，在左右对立，互相激进化的当下，如何渡过能源转型的阵痛，达成低碳发展的共识，稳步建立能源转型的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都是许多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
赞助“洁癖”扩展至军工企业，当艺术机构面临财政危机，该如何是好？
在Warren Kanders辞职的事件中，艺术家们的杯葛目标从石油公司，扩展到了军工企业。艺术机构所接受赞助的金钱，也具有了意识形态。催泪瓦斯背后所代表的政府和权力，玷污了他们的艺术。因此，抗议者们不欢迎这种间接支持对弱势群体施以暴力的公司的赞助。
Warren Kanders在辞职信里说，“正如我所知，艺术不是未来强迫人们得到片面的答案，也不是为了压制独立思考。但是，这件事情恰恰说明了，由具有更大和更阴险议程的团体，所创造的单一叙事如何压倒了这种精神。”
惠特尼美术馆没有对此发表评论。在今年四月，累计超过有100多名艺术家在要求Warren Kanders辞职的公开信中签名。他们认为，Safariland生产的催泪瓦斯被用于暴力对待非法移民和抗议群众。此外，Safariland还为美国的惩教部门提供服务。它从战争、国家暴力、监禁和气候灾难中获利，然后通过赞助艺术机构来改善它的社会声望，这使艺术家们感到愤慨。不过，Warren Kanders否认了军警在美国南部边境对非法移民用了他们的催泪瓦斯的指责。

惠特尼美术馆，图片来自《卫报》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艺术机构面临这种赞助来源的“审查”。今年五月，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宣布停止接受Sackler家族成员的赞助，Sackler家族拥有着普渡制药，而普渡制药曾被指控售卖会成瘾的阿片类药物。
在今年6月，伦敦蛇形画廊的首席执行官Yana Peel在与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NSO联系后被迫辞职。NSO主要为各国政府服务，其开发的产品可追踪智能手机上的任何活动，因而备受人权组织的批评。
律师Michael Quinn认为，这些抗议的艺术家们“越来越成为变革的代言人”，这也说明企业和政府未能解决的一些基本的社会问题。
但是，艺术评论家Walter Robinson认为，“别忘了，艺术是一项奢侈的，由亿万富翁资助的行业，先锋艺术不过只占这些艺术品的1%。”而博物馆和艺术机构对他们所接受的金钱资助会有更好的考量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太现实。“身份现在是艺术的一个基本元素，然而身份是政治的，艺术曾经从美学的发明中获得能量，但现在的趋势是，它得与进步的政治保持关联。”
据《华盛顿邮报》，2017年，美国所有的博物馆共有6700万人到访，这显示出博物馆对于美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性。这也使得艺术机构变成了一个让财富“洗白”的好地方，而且美国也有超级富豪捐款的传统。在美国，政府对艺术机构的资助力度很小。今年，美国政府在资助艺术机构上的支出已经减少到了每年约50亿美元，这也使得私人和企业的赞助成了美国的一道文化景观。
尽管许多艺术机构的门票在节节上涨，但是这给艺术机构带来不了多少利润。据2018年美国美术馆馆长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大型美术馆里，每位游客平均花费63美元，而美术馆的利润仅为13美元。与此同时，许多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藏品依然要靠顶级收藏家的捐赠。这些财政压力，使得许多艺术机构用尽方法吸引亿万富翁赞助，比如他们会用减税、冠名权和名誉董事等方式来吸引赞助。
当艺术家抗议这些艺术机构所接受的赞助“不干净”时，对于艺术机构来说，其中一种选择就是拒绝接受他们的赞助。荷兰的凡·高博物馆，就因公众抗议它接受了壳牌的赞助而选择撤资。但是，它得到了荷兰政府的文化彩票基金的大力支持。
在英国和美国，艺术机构则没那么幸运，政府正在削减公共艺术基金，使得他们更依赖富裕的个人和公司。这也使得他们在艺术家的抗议声中备受尴尬。而若要平息愤怒的抗议者们的呼声，还要解决自身的财政危机，或许只有政府加大对公共艺术机构的资助，才能够相对好的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