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宣和论画·杂评》中曾记载，“画者，有以造不言之妙也。故画人物最为难工，虽得其形似，则往往乏韵”。由此可见，早在宋代，我国的人物画便追求画面中的韵味，追求艺术中的一份“不言之妙”。

　　作为中国最早成熟的画科，人物画在画史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早期的人物画具有极强的功能性，大多带有传神写照的要求、辅佐教化的意义、祭祀纪念的功能，偏重于绘画的记录性，讲求人物造型的准确生动。发展至唐代，人物画逐渐分科，肖像、仕女、道释、风俗、历史故事画等成为专门之学。随着元朝之后文人画的兴起，偏重于追求“形”似的人物画遭遇冷落，很多文人画家开始寄情于山水、留恋于花鸟，于是，追求“得意忘形”的山水画、花鸟画成为文人们抒情达意、排解忧思的主要画题。

　　明清之际，随着城市商业化的繁荣以及文人画的兴起，传统人物画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创作意图上，往往重达意而轻功用；在画面内容上，不再呈现单一的人物形象，而是将山水、花鸟、琴棋甚至日常杂物等入画，主体人物常常置身于实景之中，与自然和生活情景融为一体；在绘制技法上，不仅吸收文人画的意趣特点，更是大胆吸收西方绘画的优秀元素。所以，明清之际的人物画呈现一种多元化发展态势，也涌现一大批彪炳画史的人物画名家。如明初伊始的“浙派”主力吴伟、张路；明中后期“吴门画派”大家文徵明、唐寅、仇英；晚明变形主义画家陈洪绶；还有开创人物画坛重要写真派别“波臣派”创始人曾鲸。清代以来，禹之鼎、冷枚等开创出独具个人风格的人物画面貌，“扬州八怪”金农、高其佩、黄慎以水墨写意人物画见长；此外，还有将绘画转向世俗化、市场化的“海上三任”任熊、任薰、任颐。这些在中国画史上闪耀的群星，共同开创出明清之际人物画的繁华盛景。

　　20世纪，中国人物画与国家命运、时代巨变、现实生活愈来愈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尤其是30年代以后，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人物画家的视角越来越宽广，画笔越来越有力，在对家国情怀、民族精神、民间疾苦的表现中，在对“美术革命”的思考中，突破中国人物画已有的范式，呈现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人物画家对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抗争和奋起最真挚的艺术表达，让中国人物画散发着现实的光芒，铸就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一座座闪烁着时代精神的艺术高峰。

　　新世纪以来，中国画坛在充分尊重现实主义创作与创新精神的基础上，通过回望传统、寻根溯源的方式，对美术界发展中面临的困惑与问题、对人物画的现状与发展，不断进行着客观而冷静的反思。人们认识到，艺术院校的中国画教学过于强调素描造型的重要性，很多国画系学生接触中国画笔墨时间较晚。故而，今天美术界的人物画创作，也常常会由于过分追求视觉冲击力，而忽略传统笔墨线条的表现力；过于重视造型的整体效果，而缺少传统中国画笔墨营造的韵味与意趣。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不言之妙”，明清时期人物画中独有的“情与境”，无疑是让中国人物画重新鼓荡写意精神的一剂良方。

　　在大力倡导文化自信的今天，中国画的民族自信从何而来？回望文化传统，重读历史经典应该是法宝之一，尤其是对于中国画的自身发展规律而言，学习传统永远是创新的基础。在今天，传统中国画中丰富的线条表现力和“不言之妙”的意趣，更能够带给中国画家不断在文化本源中汲取力量、不断创新与发展的可能。

　　在历史的回望中，传统的厚重与魅力，让今人心生敬畏，也带来文化的滋养和心灵的宁静。尤其是在“快餐”文化盛行的当下，传统中国画中古人那份安宁清逸的心境、那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景，都会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冲击和思考。而通过对古代中国画经典的品读，感受古人高尚的生活品味与强大的精神追求，也有助于今人提升自身的生活品味与内心格调。在快节奏的今天，让我们急切浮躁的心安静下来，稳健前行。